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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未来》：一部伪现实典范

作者：余雅琴

：冬生

本文转载自澎湃-思想市场

《路过未来》显然是一部十分有野心的作品，这种野心在它的名字里彰显无遗，电影试图传递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几个社会事件串联的故事，作者似乎想要表达的是一部格局宏大的当代中国底层全景式的悲剧。在这部127分钟的电影作品中，女人公和她的亲人、朋友们可以说历经和见证了我们在社会中看见的多种遭遇。

处理现实题材往往十分考验一位创作者的功力，如果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不能厘清一个富有洞见的线索和主题，那么电影的力度可能比不上真实事件本身。真实本就是一种力量，好的作者不应该着力在暴露本身。

将社会问题作为布景板的伪现实主义

女主人是生长于深圳的农民工二代，跟随父母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是，父亲的身体在长年的劳作中损坏，与母亲双双被工厂裁员，他们决定带着妹妹返回甘肃老家，留下女主一人在深圳类似富士康的企业继续打工。

甘肃老家已经不是曾经的样子，一家人想要种地不得，父母被迫在建筑工地讨生活，依旧被贫困压迫。另外一方面，女主人公通过认识了男主人公，他们一边在虚拟世界里倾诉彼此的生活，一边在现实世界巧合相遇……

男主人公同样是漂泊在深圳的甘肃人，父亲去世，他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块墓地，为的是让父亲成为“深圳人”。他是一个游走在社会灰色地带的小混混，介绍人去医院试新药，挣提成为生。后来，女主为了给父母在深圳买房，在全家人一共只有十几万人民币积蓄的前提下，为了筹到首付，她也不得不去试药，最后导致肝病复发……

片子里表现的社会问题，只要稍微留意社会，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不论是制造业下滑造成工人失业问题，还是大城市的房价问题，甚至是资本全球化在片子里都有所体现。至于说我们日常里探讨的关于整容失败、社交软件、教育缺失、城乡对立也是电影着力去进行戏剧化表现的问题。与此同时，电影里还将试药这样的灰色地带进行了相对详尽的展示。

凡此种种，可以说，这部电影都不能说是社会的拼贴，而是社会的乱炖。串联这么多社会问题实属不易，可是本片的创作者于是设置了诸多巧合让主人公一步步置身于命运的漩涡之中。这种高度戏剧化某种程度上与电影的现实主义关怀是背道而驰的，甚至让人感到虚假。

我这里说的虚假，并非指的是社会事件本身，而是这些巧合叠加之后令人产生的牵强感受。如果将主人公的遭遇归结为是巧合和命运，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蕴含的批判性是大打折扣的。这种电影始终没有敢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男女主人公也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对无端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合理没有任何反抗。

可以这么说，女主人公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任何的成长，她就像是随波逐流的人，遇见什么事就被卷入其中。男主人公的成长线则表现为恋爱之后从一个蓝色头发的混混变成了黑色头发的靠谱男，这样的成长也未免过于幼稚和简单。

电影强行加入了很多对社会问题的隐喻现场。其中有两处让我印象深刻，一处是女主的女工友整容失败不幸去世，家里人来认领遗体，这里导演给我们设置了一场社会问题剧。一边是麻木的父亲，一边是愤怒的朋友，一边是说着苍白话语的试图用钱摆脱的无良医生。

当父亲说出这不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和身份证上不一样的时候，一直站在角落里的医生的助手爆发出持续不可抑制的笑声。这种笑声产生了一种令人尴尬的观影体验。我不清楚导演在这里是想营造一种轻松的幽默感还是展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舆论现场。但是在无辜的死者面前，在类似的社会事件的面前，这样的笑声穿出银幕让我感到一种被冒犯的愤怒。

另外一处是在影片快要结尾的时候，男女主即将离开深圳，在路边看见歌手周云蓬扮演的盲人在路边卖唱《九月》，无人围观。旁边人的目光全部被一只萨摩耶狗吸引过去，纷纷驻足拍照。只有女主人公似乎理解了周云蓬的歌声，心有戚戚的样子。导演在这个部分的隐喻，大概是说真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大众是在美国不关心的。可是这种强行说教的设置其实起不到它本来的作用，完全像是和剧情无关的硬广，告诉观众此处有人生哲理。

周云蓬

这两处设置让我觉得，在处理这样的题材上，创作者还是将自己放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他急于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放进电影。这种观察替代了电影当中人物的主体性思考，反而让里面的人物没有空间，由此显得空洞。

事实上，这部电影关注的问题和选取的场景里并不缺乏真正丰富的社会现场。电影中男主角住的地方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白石洲，由于在深南大道旁，地理位置不可替代，旁边又紧邻着华侨城等高端社区，2014年来，围绕着白石洲的拆迁和留存，这里一直是各种舆论的焦点。

在这个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近15万人。可以想象，如果深耕其中，电影其实可能呈现不同的可能性，因为几乎没有一部院线电影深刻反映过中国庞大的城中村问题。

然而，电影当中除了几个外景并没有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更多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说和深圳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电影绝大多数的内容发生在内景，你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城市。而白石洲这样一个可能孕育着更多可能性的地方在电影里也仅仅是一个布景板而已。

当然，这部电影可也有可贵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它给了当代中国工人一次在银幕上彰显存在的机会。这部电影里关于工厂的展示，关于工人生活的表现，虽然几乎是潦草的芭比几笔，可毕竟是让人们有机会再银幕上看见这样一个被遮蔽和忽视的庞大群体，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可导演在这里显然又只是浅尝辄止。

这部作品并没有表现工人在自身环境当中所受到的切身的痛苦，而是以女主人公为特例，在她面无表情的美丽形象上，她所代表的阶层其实表现得非常弱。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真正属于那个阶层的生活。这也许要归结于明星的表演实在是不能够让人信服。

电影使用了当红的明星出演，从商业逻辑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明星不能摒掉本身的光环和包袱，也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表演，那么其实很难塑造一个真实的人物。这部电影是李睿珺第一次使用明星作为自己电影的主演，但是这个尝试显然没能和题材本身进行很好地衔接。里面的青春偶像实在离塑造的角色本身有很大差距。

知识阶层的底层书写

这部影片吊诡的地方在于，电影关注的其实是被忽视的一群已经被盘剥得所剩无几小人物，可是创作者却无意在他们的身上探讨这个阶层普遍存在却往往被主流淹没的痛感，取而代之更多的是知识阶层的焦虑。

房价显然是造成女主角悲剧的核心问题，可是，究竟是哪一个阶层在焦虑像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房价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得不到“深圳人”身份的焦虑几乎蔓延在这部影片的每一个人物身上。

电影快到结尾处，导演借已经饱受折磨的女主角视野穿出白石洲的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向更遥远的地方看去，她的目光依旧停留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上。这种对比隐喻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城市将人和人区隔开来，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把这些高楼大厦理解成庞大城市人口的欲望象征，那样高不可攀，那样虚幻。

不仅仅是经济情况堪忧的女主角，就连我们城市的中坚力量恐怕只有穿越高楼作为城市景观的幻觉才可能获得某种解放。但是，显然导演通过男女主人公购买墓地和住房的动机来表现他们的“孝顺”。

这种道德上美化的逻辑本质上和资本总是在广告和宣传里营造出的商品包装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不难解释为何电影的逻辑里似乎只有整容是值得批判的，购房的动机却用来凸显女主人公的家庭感。

至于说她为了付首付冒险试药导致肝病爆发，走向了不可知的命运，本来应该是控诉社会构建房产欲望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在后半段，电影没有继续交代买房这条线索。大概创作者自己也觉得一个工厂的女工不太可能产生买房的勇气。毕竟，即使是我们的城市中产也被高企的房价逼得走投无路。

我并不否认在电影表现的人物当中，存在着电影里展示的一切现象，比如频繁整容，比如被房贷压迫，但是作者在电影当中表现的悲剧没有触及更严酷的底层人物的生存问题。不论是房子、面子还是墓地，都是资本构建出的桎梏我们的欲望，其实不触及人物的生存问题。

这样的设置，是不是消解了社会问题真正残酷的部分呢？甚至，我可以梳理出作者这样的一条剧作逻辑，电影里的主人公的悲剧，往往是因为产生了不恰当的欲望导致的，如果不买房，不整容，不想成为城市人，似乎就不会走向毁灭？那么，这是对底层人物的规训还是同情呢？

这部电影里让我感到违和的地方还在于在这样一部反映底层悲剧的电影里，导演总是不忘记知识阶层的“诗意”表达。海子的诗《九月》是这部电影的意象之一这样的设置也许是沿袭了李睿珺一贯的风格。

电影里几次出现这首诗，或者通过周云蓬扮演的盲歌手演唱，或者出现在最后的片段里。诗人海子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很强的象征意味的，可以说是某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们的精神象征。海子的诗里有强烈地对于土地的眷恋和精故乡的呼唤，我想这是《路过未来》选取《九月》作为电影歌曲之一的原因。

但是，这首诗歌用来照应电影中人物的现实悲剧，我觉得既违背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也不符合主人公身份，这种文化召唤就像“何不食肉糜”一样虚伪，仅仅是苍白无力的矫情而已。当然，也许李睿珺的本意仅仅是通过《九月》抒发一下对祁李承焕连山脚下的家乡的情感。

可是从剧情的合理性上，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只回过自己家乡两次的女主人公会对那个虚幻的甘肃家乡产生多么深刻的感受。而在她的梦境里，出现了白马和沙漠的意象，也着实有些令人感到一种不合时宜的文艺气息。

像《路过未来》这一类电影在大众媒体那里有时候被统称为“文艺片”,笔者虽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名词无意间暴露了这类电影的一些问题，文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当和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创作者就会面临某种伦理困境。

这种困境有时候可能是无解的，每个有良知的创作者都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惨烈的现实和艺术美学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过于精致的知识阶层美学在社会问题面前总是苍白的。

但实际上

李睿珺

李睿珺曾被认为是中国独立电影界的重要作者，他的这部新作也的确继承了部分中国独立电影的精神，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关怀。可是，中国独立电影在美学追求上某种程度是反形式上的精致的。

如此考察李睿3.用木块把摆锤搁置在支座边上,用缺口对中样板使冲击试样缺口处于支座跨度中心,缺口面在冲击受拉1面珺的作品脉络，笔者认为反而有越发精致的倾向，而且这种精致正是我说的形式上的，而不是内容和思想上的缜密思考。

李睿珺通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三部电影建立了一定的作者风格，家乡甘肃的土地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背景。李睿珺的这些作品总体表现出一种诗意化的倾向，有很强烈的对乡土的眷恋和对城市化的质疑。

《路过未来》对乡村态度依旧继承了其一贯的态度，消逝的乡土作为精神象征在这部吴世俊电影里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似乎也暗示了主人公最后必将消逝的命运。作为李睿珺继处女作《夏至》之后第一次触碰城市题材的作品，《路过未来》沿袭了《夏至》对社会问题的不加节制地展现方式，可以说是处女作的精致版。

两部作品反映的问题随不甚相同，但是对城市空间作为“万恶之源”的态度似乎一样。

《夏至》的问题到了《路过未来》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在拍摄和制作上更加工业和资本化了而已。问题是，这种经由资本精致化的美学提升在现实的苦难和沉重面前是否是有必要的，实在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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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说中国独立电影固然是一个不清晰的概念，但是其珍贵的价值之一应该包括建立一定程度上打破我们审美秩序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新思考。李睿珺曾经身处独立电影的文化语境之中，应该说深受这条脉络的影响。可是在这个层面上，《路过未来》没能所有突破，反而将电影纳入了主流的美学体系和价值体系之中。

我在想，一位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城市中产是不是会认同电影里主人公的遭遇呢？也许他不能，因为这部电影里的人物不够让人信服；也许他感到深深的同情，可是这种同情恐怕对现实是无效甚至虚伪的。

导演曾经在放映交流中，质疑过这样一种批评，那就是一些电影当中，将社会问题进行简单的叠加和展示。他认为这个问题和当年质疑“第五代”导演为何暴露中国阴暗面一样无用和老套。

这部电影的问题并非是导演提出的电影这种艺术载体是否应该揭露社会问题，而是如何避免消费底层的文化价值，进行有效的表达。

导演同样这样质疑，如果说当初责问过“第五代”的是六零后们，今天的年轻人为何还会提出相同的问题。其实，我想答案也许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来没有学会在苦难面前谦卑，而我们社会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减少。

这部电影表现的社会现象太符合主流宣传的一般表达，太符合我们的想象，这其实是无法带给人更多思考的，因为电影里没有塑造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一个个漂浮着的符号性的幽灵，看不清面目。

如果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给予了这些导演丰富的素材库，如何谨慎使用这些素材是每一位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电影其实没有将关注点放在主人公所处的那个环境与阶层，没能塑造出让人信服的角色，也没能戳中社会问题的核心与痛点，那么这样不加节制地表现社会问题等于消费了苦难。

电影创作当然不是社会檄文，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创作者一定是一个社会斗士。广阔的社会图景，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予了我们创作者最为重要的“滋养”，被这样“滋养”而充满了表达欲望的作者其实都是身负“原罪”的人。一个严肃的创作者，当然理应去揭露和讨论社会问题，这可能也是只是阶层和掌握了话语工具的创作者的所在。

可是，如果仅仅是问题的简单暴露，甚至谈不上暴露的夸张、拔高、遮蔽、美化，苦难只能沦为其代表的社会问题的符号。只有创作者对活生生的人物建立了真正的认同，放下固有的某种优越感，才有可能深入其内心，并且体察其所处的真实的社会现场。

坦率地说，笔者论述的《路过未来》的问题并非李睿珺导演独有，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是当下主打社会关怀的中国艺术电影的通病。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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